一是開展規模工業污染防治。在控制環境污染中，把工業污染防治作為重點，通過淘汰落后產能，在“九五”至“十一五”其間，據不完全統計關閉淘汰污染嚴重的工礦企業17.7萬多家;調整產業結構，大力推行清潔生產以及強化環境管理，污染物排放有了大幅度降低，工業污染控制取得重大進展。然而，在對大中型工業企業控制污染取得進展的同時，鄉鎮工業企業污染排放量急劇上升，環境污染形勢由“點源”污染變成“面源污染”，這種污染集工業污染、城市污染、村鎮生活污染和農田化肥、農藥污染為一體，加劇了污染防治的難度。

二是開展規模流域污染防治。在這一時期，以“三河三湖”為重點，開始了規模流域污染治理工作。其中把淮河水污染治理作為重點。1989年2月，淮河流域發生第一次重大污染事故，100萬人飲用水發生危機;1994年7月，淮河下游又發生特大污染事故，安徽、江蘇150萬人飲水困難。兩次污染事故，促使國務院下決心來治理淮河污染，提出“一定要在本世紀內讓淮河水變清”目標，并提出了相應的保證措施：

第一，由國家環保總局和水利部牽頭組成淮河水質保護機構，協調和部署對淮河污染的綜合整治;第二，建立和健全淮河水質污染監測網，對各個斷面的排污實行目標控制和總量控制; 第三，在三年內關、停、并、轉一批淮河沿岸污染嚴重、治理難度大的企業; 第四，2000年前，流域內所有市、縣都必須因地制宜修建污水集中處理設施; 第五，制訂淮河流域污染防治的有關法律和法規，盡快把淮河流域的污染防治納入法制軌道。

1995年8月，國務院簽發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規——《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》。1998年，國家環保總局宣布：在淮河流域1562家污染企業中，已有1139家完成治理任務，215家停產治理，190家停產、破產、轉產，18家因治理無望被責令關閉。

那么，經過十五年的治理，今天的淮河水質狀況究竟怎樣了呢?據環保部的數據，2010年，淮河干流及31條支流，好于Ⅲ類水質的水體由1995年的8%上升到37.5%，劣于Ⅴ類的水體由1995年的55%下降到25%。離淮河干流和支流全面變清的目標，即大部分水體水質達到或優于Ⅲ類水質的目標，還任重道遠。

人們常常把淮河治污與英國泰晤士河治理相比。要知道，淮河要比泰晤士河大得多。英國從1850年修城市下水道，做治污準備，1950年建污水處理廠，至2000年泰晤士河大馬哈魚回歸，歷時150年。后50年共投入300億英鎊，約相當于今天人民幣3000多億元。可見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艱辛。

三是啟動重點城市環境治理。這一時期，圍繞環境保護的重點城市，啟動了大規模城市環境綜合整治。期間相繼評選出70多個“環境模范城市”，環境質量、環境狀況顯著優于一般城市。它們的經驗說明，只要城市領導重視，擺上政府議程，真抓實干，是可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，建設一個比較好的環境。在這個期間，繼續推動城市工業結構和布局調整，能源結構調整，治理城市工業污染的同時，開始規模建設城市污水治理設施，大氣污染治理措施。1991年到2011年，城市污水處理率從14.8%提高到83.6%，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從16.2%提高到79.8%，燃氣普及從23.7%提高到92.4%，用水普及率從54.8%提高到97%。

1993年之后，我到全國人大環資委擔任主任委員，全力參與到中國的環境法制建設中去，陸續修訂了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大氣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海洋環境保護法》，出臺了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》、《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》、《防沙治沙法》、《清潔生產促進法》、《環境影響評價法》。其中《環境影響評價法》是立法方向的轉變，也是環境管理方式的轉變。從“先污染后治理”轉向“先評價后建設”，預防在先，治理在后。西方國家的實踐證明，實施環評制度后，環境污染形勢開始明顯好轉，我也希望看到中國這種轉變。誠然，環評法還要進一步充實，特別要強化法律責任條款。

第四階段，環保綜合治理階段。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間，經濟高速增長，重化工業加快發展，給環境保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。是中國環境保護最為艱巨的十年。數字顯示，從2001年至2010年十年間，中國GDP增長率達到10.5%，其中有6年是在10%以上。特別是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，各地興起了重化工熱，紛紛上馬鋼鐵、水泥、化工、煤電等高耗能、高排放項目，致使能源資源全面緊張，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，“十五”期末二氧化硫、COD等主要污染指標不降反升，沒有完成原定的減少10%的目標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質疑。2006年，雖然開始實施節能減排計劃，但是重化工業擴張的勢頭仍然不減，污染物上升趨勢難以遏制，終于在這一年，主要污染物排放：二氧化硫2588萬噸，氮氧化物1523萬噸、化學需氧量1428萬噸、氨氮141萬噸，達到了歷史最高點。其后，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大減排力度，并輔之以市場化手段，使得主要污染物開始逐步下降。但盡管如此，中國的環境質量并沒有隨之好轉，污染事故仍然此起彼伏，由此引發的公眾事件頻繁發生。

近年來pm2.5鬧得沸沸揚揚。就北京而言，有研究表明，pm2.5約60%來源于燃煤、機動車燃油、工業使用燃料等燃燒過程，23%來源于揚塵，17%來源于溶劑使用及其它。從國外大氣治理的經驗來看，細顆粒物污染的治理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過程，不僅要付出巨大的投入，還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。以美國為例，在經歷了五十多年的治理，才達到目前的水平。我國細顆粒物污染面積如此之大，污染程度又如此嚴重，不要說達到國際衛生組織的標準，就是達到我國制定的標準，也需要一個更加艱巨的過程。不僅要下最大決心，更要付出超常努力，爭取用十五至二十年的時間走完這一歷程。

面對如此環境嚴峻形勢，政府和相關部門在財稅上試行了一些新措施：

一是全面推行特許經營制度。過去，污水垃圾處理廠都是靠政府投資建設經營，不僅進展慢，而且效益低，許多治理設施建而不運，建而不養，成了環保的擺設，沒有發揮應有的環境效益。2002年，拉開了以推廣特許經營制度為標志的市場化改革序幕。近十年來，民間資本、外資等社會資本進入到供水、供氣、供熱、污水垃圾處理等領域，打破了國有企事業單位獨家壟斷的局面，提高了生產效率和服務水平，推動了環境基礎設施的建設步伐。據2011年5月《全國城鎮污水處理信息系統》顯示，全國共建成投運的污水處理廠3022座，比十年前增長了6倍，變化不可謂不大。其中采取BOT、BT、TOT等特許經營模式的占42%。

二是實行有利于環境的價格政策。近年來，在各種產品價格中逐步體現環境成本，污染物減排量也成了有價商品，可以出售和交易，這些做法為利用市場機制來保護環境開始走出路子。2004年出臺的每度電1.5分錢的脫硫電價政策，很快使電廠脫硫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。短短幾年內，使全國脫硫機組裝機容量占火電裝機容量的比重從2004年的8.8%提高到2011年的87.6%。同樣，2011年出臺的每度電8厘錢的脫硝電價政策，垃圾焚燒上網電價激勵等政策，為環境治理市場化開啟了新路子。

三是實行有利于環境的稅收政策。近年來，中國在稅收制度綠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，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稅收優惠政策。比如，對節能環保企業實行所得稅“三免三減半”政策，對污水、再生水、垃圾處理行業免征或即征即退增值稅;對脫硫產品增值稅減半征收;對購置環保設備的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，等等。這些政策對推動環境治理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四是實行環境的投資政策。中國環保投資近幾十年來穩步增長，特別是近十年來，有了明顯的增長。20世紀80年代初期，中國環保治理投資每年為25-30億元，約占同期GDP的0.51%;到80年代末期，投資總額超過100億元，占同期GDP的0.60%左右;“九五”期末的1995年，投資總額達到1010億元，占同期GDP的1.02%，首次突破1%大關，標志著規模的環境治理開始啟動;“十五”期末的2005年，投資總額達到2388億元，占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.3%;“十一五”期末的2010年，投資總額又上升到6654億元，占當年GDP的1.66%。在環保投資中，社會資本越來越成為環保投資的主體。但財政投資拉動作用卻十分明顯，往往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。比如，1998-2002年，中國政府共發行國債6600億元，其中安排650億元支持967個城市環境基礎設施項目，并拉動地方和社會資金2100億元，建成了603個污水處理項目，新增污水處理能力5476萬m3/d，22個中水回用項目，164個垃圾處理項目，新增垃圾處理能力8.5t/d。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投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，并帶來了長遠的環境效益。2008年4萬億投資中就有2100億投資于生態環境建設，短短三年內使城市污水處理廠座數增加63%，而在縣城卻增加了3.3倍。此外，為提高財政投資的效益，2007年起，中央財政實行“以獎代補”政策，帶動地方財政資金1124億元。

五是實行有利于環境的融資政策。2007年7月起，中國金融行業實施“綠色信貸”政策，國有銀行和商業銀行對綠色產業都給予了重點支持。截止2010年底，國家開發銀行和國有4大銀行綠色信貸余額已達14506億元。國家開發銀行作為國家政策性銀行，對環境治理貸款力度尤為明顯。“十五”期間，環境保護貸款發放額為1183億元，占同期全國環保投資總額的14%;“十一五“期間，繼續加大貸款力度，共發放節能減排貸款5860億元，其中環保領域發放款3200多億元，占同期全國環保投資總額的15%。與此同時，從事環境治理的環保公司還積極上市融資，據不完全統計，目前在國內A股、H股上市的國內環保公司達46家，2011年營收總額達到630多億元。另外還有一些環保公司在香港、美國、德國、日本等地境外上市融資。

在這個期間，環境保護法制建設也取得了新進展。相繼出臺了《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可再生能源法》、《循環經濟促進法》等。到目前為止，中國已制定了8部環境保護法律、15部自然資源法律，制定頒布了環境保護行政法規50余項，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近200件，軍隊環保法規和規章10余件，國家環境標準800多項，批準和簽署多邊國際環境條約51項，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環境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共1600余項，初步形成了適應市場經濟體系的環境保護法律和標準體系。